魯迅──ㄧ個傾畢生之力要打倒五千年鐵牢籠的革命家、一個手持文匕而心念孺子的孤憤鬥士，我們在他巨大而孑然的背影之後，仍能感受到那充滿批判與嘲諷的文字裡，卻是盛載著熾烈的國族情懷。也許，我們心中，藏有一個小小的吶喊；也許，生活中會不自覺阿Q了自己；也許，周遭依然有許多祥林嫂和孔乙己...所以，我們繼續讀魯迅！
請閱讀第四課講義附錄之魯迅文章，擇ㄧ撰寫心得報告，內容須包含以下各項：(1)文章的批判對象(主題)；(2)文章的象徵手法(筆法)；(3)精采佳句選錄；(4)個人心得感受。
※截稿日期：11月04日
【魯迅與世界文學】／李歐梵( 引自聯合報2006.12.26)
在那個「少年中國」的時代，也只有像魯迅這樣「未老先衰」的中年人才想到回憶、才感到寂寞，才由此開創出一系列以回憶為主題的小說來…
他們忘卻了紀念，紀念也忘卻了他們！
魯迅如是說，說得一點也不錯。
今年是魯迅逝世七十周年紀念，我們幾乎忘卻了紀念，紀念———特別在香港———也忘卻了我們。不錯，座談會和學術會議照開，但真正紀念魯迅的意義又何在？據聞在中國大陸，年輕一代的學生已經不看魯迅了，或者早已看厭了，而「張愛玲熱」卻方興未艾，當然也情有可原。在張愛玲的熱潮中紀念魯迅又有何意義？
魯迅今後應該屬於 每一個熱愛文學的人
早在十多年前（1991），在日本召開的一次紀念魯迅誕生一百一十周年的學術會議上，我公開說：魯迅今後應該屬於世界每一個熱愛文學———特別是現代文學———的人，而不應再有所謂「魯迅專家」，連「魯學」也早該解散了。我個人也從來不承認自己是「魯迅專家」，現在當然更要身體力行，把魯迅放在更個人也更廣泛的意義範疇中去思考：他的作品在廿世紀世界文學的領域中有何意義？（我從來不談「地位」，因為那又是「排行榜」式的課題。）
於是我突然想到：魯迅幾乎是和兩位歐洲現代文學的主將———喬伊思（James Joyce, 1882-1941）和卡夫卡（1883-1924）同年，當然應該是同輩。喬伊思的以故鄉為體裁的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Dubliners）出版於1914年，《尤利西斯》（Ulysses）出版於1922年，正與魯迅的《吶喊》出版日期相差不多；而卡夫卡的《變形記》（The Metamorphosis）寫於1912年，出版於1915年；他的第一本小說集《鄉村醫生》———也就是半個多世紀後台灣的《現代文學》第一期「卡夫卡」專號中歐陽子翻譯的那一篇小說———出版於1916年，恰是中國五四運動「文學革命」的前夕。而在1917年卡夫卡又寫了一篇怪小說，名叫〈中國的長城〉，可惜《新青年》諸君沒有看到，而懂德文也關心東歐文學的魯迅，似乎也沒有接觸到卡夫卡，更遑論喬伊思。
魯迅當年的孤獨感
正因為沒有「影響的焦慮」，才可以有比較的空間。至少這三位作家，都受到不同形態的「現代性」（modernity）的「壓迫」，每人反應的方式也不同，但至少有一樣相通之處：他們當時都很寂寞，而且都自覺是孤獨的，當然將「孤獨感」表現出來的文學形式大不相同。
魯迅當年的孤獨感，早在〈吶喊自序〉———這篇早已讀爛的名文———的第一段就說得很清楚，現在不妨再抄一次，提醒部分尚未讀過的讀者：
我在年輕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後來大半忘卻了，但自己也並不以為可惜。所謂回憶者，雖說可以使人歡欣，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縷還牽著已逝的寂寞的時光，又有什麼意味呢，而我偏苦於不能全忘卻，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現在便成了《吶喊》的來由。
為什麼在那個新思潮澎湃、搖旗吶喊的時代要開宗明義地講寂寞和回憶？一般「魯學」家又要大談什麼「革命退潮」了，其實我認為回憶和忘卻是現代文學共通的主題。《都柏林人》何嘗不是一種回憶故鄉童年的作品？它所承襲的是另一部個人回憶的大幅巨著———《追憶似水年華》，為什麼普魯斯特在家道小康之時寫出那麼長的回憶小說？而中國唯一的一部巨幅回憶小說。卻是十八世紀的《紅樓夢》？剩下值得追憶的只有魯迅的那幾篇小說了。
「偏苦於不能全忘卻」的回憶
「回憶」之與「現代性」掛上勾，正因為是 「現代性」時間觀念的轉變，有了「現今」的迫切感 ，才會回憶過去。「這種回憶」是一種時間的弔詭或悖論，我在張愛玲的部分作品中也體會得到。但當年的「五四」新文人，除了少數（如郁達夫）之外，哪有時間回憶？似乎（甚至魯迅自己也覺得）回憶過去是上了年紀以後的事。然而喬伊思在卅歲時就開始回憶了，比魯迅還早，而卡夫卡寫《變形記》時還不到卅歲，早已把回憶「變形」為夢魘，連故事的主人翁也成了一條蟲，他童年時父親的印象彷彿更深沉了。魯迅寫《狂人日記》時是卅七歲，寫〈吶喊自序〉時四十一歲，自覺已是中年人，不可能寫出像喬伊斯另一部自傳體小說———《一個年輕藝術家的畫像》（1916年出版）。然而最弔詭的是：在那個「少年中國」的時代 ，也只有像魯迅這樣「未老先衰」的中年人才想到回憶、才感到寂寞，才由此開創出一系列以回憶為主題的小說來，也以此回應「現代性」。剛才引用的這段自白中最可琢磨的一句就是：「使精神的絲縷還牽著已逝的寂寞的時光」———精神的絲縷是什麼？靈魂的「斷片」？它又如何「牽」著時光？而「時光」又如何變得「寂寞」起來？
這其實是一種散文詩式的句子，涵有意象和哲理，更把「時光」變成文字，因為也只有文字才可以把寂寞的時光牽著走。然而這個時光是「已逝」的———既然已逝，如何「牽」法？這又成了文學形式和敘事方式，我不禁想到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說的「不自願的回憶」（involuntary memory）來，它不是個人有意識「記得」的回憶，而更像夢魘一樣，讓「回憶者」愈陷愈深；就魯迅而言，愈深也愈痛苦。但他又「偏苦於不能全忘卻」，這個「忘卻」當然和回憶有關，「不能全忘卻」正是「不自願的回憶」的一種表現。無獨有偶，班雅明在1930年代也寫過好幾篇回憶的散文，後來集成一本小書，名叫《一個柏林的童年》（A Berlin Childhood）。
也許我故意咬文嚼字。但為什麼這麼多「魯學」家在紀念魯迅的時候卻忘卻了他的回憶？難道「紀念」就是為了忘卻？魯迅紀念劉和珍，是出自「苦於不能全忘卻」的心情，但是現在我們紀念魯迅，除了重彈老調———譬如說他的思想如何深刻，如何無情剖析中國人性———之外，是否真的用這種方法就把他忘了？！如果確係如此，還不如不紀念，或讓紀念忘卻我們算了，因為這種紀念法，可能會令魯迅在天之靈更感到孤獨。
魯迅一生的作品中，有一半以上是翻譯外國的作品，然而這反而是多年來「魯學」的盲點。原因之一當然是他「硬譯」的文字問題，但我想也和後代人的「世界觀」有關係：我們反而沒有像魯迅那一代人一樣關心世界，拚命譯介外國文學。當世界在「現代性」推動之下，逐漸走向「全球化」的時候，中國人反而更閉關自守，或自鳴得意，甚至「天朝」或「中心」的心態依然猖狂，民族主義令得集體浮躁，全民失憶，當然也不像魯迅一樣那麼關心外國文學了。
或許他的魂靈早已在天堂 與卡夫卡、喬伊思相遇
魯迅關心的不只是俄國和東歐「被壓迫民族」的文學，他也熟悉波特萊爾和阿波里納爾（G. Apolliaire）；他雖推崇高爾基，但更想譯介果戈里（N. Gogol）；他不只研究寫實的版畫，也喜歡畢卡索和畢亞滋萊；不但譯了普列漢諾夫，也引用過（或經由廚川白村的著作）佛洛依德。我不敢說他走偏了路———「事後諸葛亮」，誰也說不準———但我確信他花了不少功夫在擴展他的思想和藝術領域。我們知道他讀過杜斯妥也夫斯基，如果他接觸到卡夫卡的小說，說不定也會喜歡的，至少卡夫卡的寓言式短篇和魯迅的隨感錄及《野草》有幾分相似之處。我認為這兩位作家的心靈是相通的，因為二人境遇相似：都想以文字來建立自己的園地，也把難於忘卻的回憶中的千絲萬縷的意像斷片以文字牽引了出來，只不過二人牽得都不夠，就英年早逝了。
「魯迅與世界文學」是一個大題目，我選擇這個題目來作文章，（或者將來會寫一本小書），並非妄自尊大，而是覺得這是紀念他唯一可做的事。也許，他的魂靈在天堂早已和卡夫卡和喬伊思相遇，在酒樓上共飲一杯啤酒或黃酒，魯迅在日本學來德文，至少也可以和卡夫卡的布拉格德文交流吧。至於喬伊思，如果沒人聽懂他說的愛爾蘭腔的英文，他還可以找他的同胞葉慈（W.B. Yeats），當然還有在瑞士蘇黎世碰過頭的列寧，甚至還可以介紹他和魯迅相識。但最好把史大林擯斥在天堂之外，因為蕭斯塔科維契（D. Shostakovich，今年是他的百年誕辰）早已受夠了。
如果魯迅不死於1936年，他的境遇是否又會和老蕭相似？那當然另當別論，但似乎還沒有人想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