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兒子從少年變成人，龍應台發現她完全不了解兒子的內心世界。 在封閉的兩代關係中，青年兒女的煩惱和中年父母的挫折，有沒有可以打破沉默、開始溝通的窗口？一本跨世代、跨文化的兩代交鋒對話。你從來沒有想過，兩代人是可以這樣面對面。藉著書寫，龍應台和21歲的安德烈共同找到一個透著天光的窗口.....
【導讀序】認識一個十八歲的人 ~龍應台
我離開歐洲的時候，安德烈十四歲。當我結束台北市政府的工作，重新有時間過日子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一百八十四公分高，有了駕照，可以進出酒吧，是高校學生了。臉上早沒有了可愛的「嬰兒肥」，線條稜角分明，眼神寧靜深沈，透著一種獨立的距離，手裡拿著紅酒杯，坐在桌子的那一端，有一點「冷」地看著你。
我極不適應---我可愛的安安，哪裡去了？那個讓我擁抱、讓我親吻、讓我牽手、讓我牽腸掛肚、頭髮有點汗味的小男孩，哪裡去了？我走近他，他退後；我要跟他談天，他說，談什麼？我企求地追問，他說，我不是你可愛的安安了，我是我。
我想和他說話，但是一開口，發現，即使他願意，我也不知說什麼好，因為，十八歲的兒子，已經是一個我不認識的人。他在想什麼？他怎麼看事情？他在乎什麼，不在乎什麼？他喜歡什麼討厭什麼，他為什麼這樣做那樣做，什麼使他尷尬什麼使他狂熱，我的價值觀和他的價值觀距離有多遠。。。我一無所知。 他在德國，我在香港。電話上的對話，只能這樣：
你好嗎？
好啊。
學校如何？
沒問題。 。。。
假期中會面時，他願意將所有的時間給他的朋友，和我對坐於晚餐桌時，卻默默無語，眼睛，盯著手機，手指，忙著傳訊。
我知道他愛我，但是，愛，不等於喜歡，愛，不等於認識。愛，其實是很多不喜歡、不認識、不溝通的藉口。因為有愛，所以正常的溝通彷彿可以不必了。不，我不要掉進這個陷阱。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沒有關係，但是我可以認識成熟的安德烈。我要認識這個人。
我要認識這個十八歲的人。
於是我問他，願不願意和我以通信的方式共同寫一個專欄。條件是，一旦答應，就絕不能半途而廢。 他答應了。我還不敢相信，多次追問，真的嗎？你知道不是鬧著玩的，截稿期到了，天打雷劈都得寫的。
我沒想到出書，也沒想到有沒有讀者，我只有一個念頭：透過這個方式，我或許可以進入一個十八歲的人的世界。因此，當讀者的信從世界各地湧入的時候，我確實嚇了一跳。有一天，在台北一家書店排隊付帳的時候，一個中年男人走過來跟我握手，用低沈的聲音說，「如果不是你的文章，我和我兒子會形同陌路，因為我們不知道怎麼和對方說話。」他的神情嚴肅，眼中有忍住的淚光。
很多父母和他一樣，把文章影印給兒女讀，然後在晚餐桌上一家人打開話題。美國和加拿大的父母們來信，希望取得我們通信的英文版，以便他們在英語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們能與他們分享。那作兒女的，往往自己已是三四十歲的人了，跟父母無法溝通；雖然心中有愛，但是愛，凍結在經年累月的沈默裡，好像藏著一個疼痛的傷口，沒有紗布可綁。
這麼多的信件，來自不同的年齡層，我才知道，多少父母和兒女同處一室卻無話可談，他們深愛彼此卻互不相識，他們嚮往接觸卻找不到橋樑，渴望表達卻沒有語言。我們的通信，彷彿黑夜海上的旗語，被其他漂流不安、尋找港灣的船隻看見了。
寫作的過程，非常辛苦。安德烈和我說漢語，但是他不識中文。所以我們每一篇文章都要經過這幾道程序：
一，安德烈以英文寫信給我。他最好的文字是德文，我最好的文字是中文，於是我們往前各跨一步，半途相會---用英文。
二，我將之譯成中文。在翻譯的過程中，必須和他透過越洋電話討論—我們溝通的語言是漢語：這個詞是什麼意思？為何用這個詞而不用那個詞？這個詞的德文是哪個？如果第二段放在最後，是不是主題更清楚？我有沒有誤會你的意思？中文的讀者可能無法理解你這一個論點，可否更細地解釋？
三，我用英文寫回信，傳給安德烈看，以便他作答。
四，我將我的英文信重新用中文寫一遍---只能重寫，不能翻譯，翻譯便壞。
四道程序裡，我們有很多的討論和辯論。我常批評他文風草率，「不夠具體」，他常不耐我吹毛求疵，太重細節。在寫作的過程裡，我們人生哲學的差異被凸顯了：他把寫作當「玩」，我把寫作當「事」。我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態度，也出現對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認真；我有八分的認真，二分的知性懷疑。他對我嘲笑有加，我對他認真研究。
認識一個十八歲的人，你得從頭學起。你得放空自己。
專欄寫了足足三年，中間有多次的拖稿，但總算堅持到有始有終。寫信給他的年輕讀者有時會問他：「你怎麼可能跟自己的母親這樣溝通？怎麼可能？」安德烈就四兩撥千金地回信，「老兄，因為要賺稿費。」我至今不知他當初為何會答應，心中也著實覺得不可思議他竟然真的寫了三年。我們是兩代人，中間隔個三十年。我們也是兩國人，中間隔個東西文化。我們原來也可能在他十八歲那年，就像水上浮萍一樣各自蕩開，從此天涯淡泊，但是我們做了不同的嘗試---我努力了，他也回報以同等的努力。我認識了人生裡第一個十八歲的人，他也第一次認識了自己的母親。
日後的人生旅程，當然還是要漂萍離散---人生哪有恆長的廝守？但是三年的海上旗語，如星辰凝望，如月色滿懷，我還奢求什麼呢。
【安德烈序】Connected to You
親愛的MM：
我們的書要出版了---不可思議吧？ 那個老是往你床上爬的小孩，愛聽鬼故事又怕鬼、怕閃電又不肯睡覺的小孩，一轉眼變成一個可以理性思考、可以和你溝通對話的成人，儘管我們寫的東西也許有意思，也許沒有意思。
你記得是怎麼開始的嗎？三年前，我是那個自我感覺特別好的十八歲青年，自以為很有見解，自以為這個世界可以被我的見解改變。三年前，你是那個跟孩子分開了幾年而愈來愈焦慮的母親。孩子一直長大，年齡、文化和兩地分隔的距離，使你強烈地感覺到「不認識」自己進入成年的兒子。我們共同找出來的解決問題方法，就是透過寫信，而這些信，雖說是為了要處理你的焦慮的，一旦開始，也就好像「猛獸出閘」，我們之間的異議和情緒，也都被釋放出來，浮上了表面。
這三年對話，過程真的好辛苦：一次又一次的越洋電話、一封又一封的電子郵件、很多個深夜凌晨的線上對談、無數次的討論和爭辯---整個結果，現在呈現在讀者眼前。你老是囉唆我的文字風格不夠講究，老是念念念「截稿期到了」，老是要求我一次又一次地「能不能再補充一點細節」。其實，有時候我覺得我寫得比你好！
現在三年回頭，我有一個發現。寫了三年以後，你的目的還是和開始時完全一樣--- 為了瞭解你的成人兒子，但是我，隨著時間，卻變了。我是逐漸、逐漸才明白你為什麼要和我寫這些信的，而且，寫了一段時間以後，我發現自己其實還蠻樂在其中的，雖然我絕對不動聲色。
開始的時候，只是覺得自己有很多想法，既然你給我一個「麥克風」，我就把想法大聲說出來罷了。到後期，我才忽然察覺到，這件事有一個更重大的意義：我跟我的母親，有了連結，而我同時意識到，這是大部分的人一生都不會得到的份，我卻有了。我在想：假使我們三年前沒開始做這件事，我們大概就會和絕大多數的人一樣只是繼續過日子，繼續重複那每天不痛不養的問候：吃了嗎----嗯，功課做了嗎----嗯，沒和弟弟吵架吧----沒，不缺錢用吧----嗯。。。
三年，真的不短。回頭看，我還真的同意你說的，這些通信，雖然是給讀者的，但是它其實是我們最私己、最親密、最真實的手印，記下了刻下了我們的三年生活歲月----我們此生永遠不會忘記的生活歲月。
在這裡，因此我最想說的是，謝謝你，謝謝你給了我這個「分」----不是出書，而是，和你有了連結的「分」。
愛你的 安德烈, 2007-09-26
【作者簡介】
龍應台、安德烈 龍應台 -33歲寫《野火集》，34歲第一次做母親，從此開始上「人生」課，至今未畢業，且成績不佳。安德烈 -1985年12月生於台灣，8個月大移居瑞士及德國。2006年秋進入香港大學經濟系，認為經濟學很「好玩」。
【第1封信】十八歲那一年
親愛的安德烈：
你在電話上聽起來上氣不接下氣：剛剛賽完足球才進門，晚上要和朋友去村子裡的酒吧聊天，明天要考駕照，秋天會去義大利，暑假來亞洲學中文，你已經開始瀏覽大學的入學資料。。。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將來要做什麼，」你說，「MM，你十八歲的時候知道什麼？」
安德烈，記得去年夏天我們在西安一家回民飯館裡見到的那個女孩？她從甘肅的山溝小村裡來到西安打工，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一個月賺兩百多塊，寄回去養她的父母。那個女孩衣衫襤褸，神情疲憊，髒髒的辮子垂到胸前。從她的眼睛，你就看得出，她其實很小。十六歲的她，知道些什麼，不知道些什麼？你能想像嗎？
十八歲的我知道些什麼？不知道些什麼？
我住在一個海邊的漁村裡，漁村只有一條窄窄馬路；上班上課的時候，客運巴士、摩托車、腳踏車、賣菜的手推車橫七豎八地把馬路塞得水洩不通，之後就安靜下來，老黃狗睡在路中間，巷子裡的母豬也挨挨擠擠帶著一隊小豬出來遛達。海風吹得椰子樹的闊葉刷刷作響。海水的鹽分摻雜在土裡，所以椰子樹的樹幹底部裹著一層白鹽。
我不知道什麼叫高速公路。二十三歲時到了洛杉磯，在駛出機場的大道上，我發現，對面來車那一列全是明晃晃的白燈，而自己這條線道上看出去，全是車的尾燈，一溜紅燈。怎麼會這樣整齊？我大大地吃驚。二十三歲的我，還習慣人車雜踏、雞鴨爭道的馬路概念。
我不知道什麼叫下水道。颱風往往在黑夜來襲，海嘯同時發作，海水像一鍋突然打翻了的湯，滾滾向村落捲來。天亮時，一片汪洋，鍋碗瓢盆、竹凳竹床漂浮到大廟前，魚塭裡養著的魚蝦也游上了大街。過幾天水退了，人們撩起褲腳清理門前的陰溝。自溝裡挖出油黑黏膩的爛泥，爛泥裡拌著死雞死狗死魚的屍體。整條街飄著腐臭腥味。然後太陽出來了，炎熱毒辣的陽光照在開腸破肚的陰溝上。
我沒有進過音樂廳或美術館。唯一與「藝術」有關的經驗就是廟前酬神的歌仔戲。老人坐在凳子上搧扇子，小孩在廟埕上追打，中年的漁民成群的蹲在地上抽煙，音樂被劣質的擴音器無限放大。
漁村唯一的電影院裡，偶爾有一場歌星演唱。電影院裡永遠有一股尿臊，揉著人體酸酸的汗味，電風扇嘎嘎地響著，孩子踢著椅背，歌星不斷地說黃色笑話，賣力地唱。下面的群眾時不時就喊，扭啊扭啊,脫啊脫啊。
游泳池？沒有。你說，我們有了大海，何必要游泳池。可是，安德烈，大海不是拿來游泳的；台灣的海岸線是軍事防線，不是玩耍的地方。再說，沙灘上是一座又一座的垃圾山。漁村沒有垃圾處理場，人們把垃圾堆到空曠的海灘上去。風刮起來了，「噗」一下，一張骯髒的塑膠袋貼到你臉上來。
我也不知道，垃圾是要科學處裡的。離漁村不遠的地方有條河，我每天上學經過都聞到令人頭暈的怪味，不知是什麼。多年以後，才知道那是人們在河岸上焚燒廢棄的電纜；我聞到的氣味是「戴奧辛」的氣味，那個村子，生出很多無腦的嬰兒。
我不知道什麼叫環境污染，不知道什麼叫生態破壞。上學的時間那樣長，從清晨六點出門候車到晚上七八點天黑回家，禮拜六都要上課，我們永遠穿著白衣黑裙，留著齊耳的直髮。我不知道什麼叫時尚，化妝，髮型。因此也不知道什麼叫消費。是的，我沒有逛過百貨公司。村子裡只有漁民開的小店，玻璃櫃裡塞得滿滿的：小孩的襪子、學生的書包、老婆婆的內褲、女人的奶罩和男人的汗衫。還附帶賣斗笠塑膠雨鞋和指甲刀。
我的十八歲，安德烈，是一九六九、一九七零年的台灣。你或許驚訝，說，MM，那一年，阿波羅都上了月球了，你怎麼可能這樣完整地什麼都「不知道」？不要忘記一個東西，叫城鄉差距。愈是貧窮落後的國家，城鄉差距愈大。我的經驗是一個南部鄉下漁村的經驗，和當時的台北是很不一樣的。更何況，當時的台北也是一個閉塞的小城啊。全台灣的人口一千四百萬，國民平均所得只有二百五十八美元。台灣，還屬於所謂「第三世界」。
我要滿十八歲的時候，阿波羅登上月球，美國和越南的軍隊侵入高棉，全美爆發激烈的反越戰示威，俄亥俄州有大學生被槍殺；德國的布朗德總理上台，到華沙屈膝下跪，求歷史的寬赦；日本赤軍連劫機到了北韓而三島由紀夫自殺。還有，中國的文革正在一個恐怖的高潮。這些，我都很模糊，因為，安德烈，我們家，連電視都沒有啊。即使有，也不見得會看，因為，那一年，我考大學；讀書就是一切，世界是不存在的。
我要滿十八歲的時候，台灣高速公路基隆到楊梅的一段才剛開始動工。台獨聯盟在美國成立，蔣經國遇刺，被關了近十年的雷震剛出獄，台南的美國新聞處被炸，我即將考上的成台南功大學爆發了「共產黨案」，很多學生被逮捕下獄。保釣運動在美國開始風起雲湧。
那一年，台灣的內政部公佈說，他們查扣了四百二十三萬件出版品。但是這一切，我知道得很少。
你也許覺得，我是在描繪一個黯淡壓抑的社會，一個愚昧無知的鄉村，一段浪費的青春，但是，不那麼簡單，安德烈。
對那裡頭的許多人，尤其是有個性有思想的個人，譬如雷震、譬如殷海光──你以後會知道他們是誰，生活是抑鬱的，人生是浪費的。可是整個社會，如果歷史拉長來看，卻是在抑鬱中逐漸成熟，在浪費中逐漸累積能量。因為，經驗過壓迫的人更認識自由的脆弱，更珍惜自由的難得。你沒發現，經過納粹歷史的德國人就比一向和平的瑞士人深沈一點嗎？
那個「愚昧無知」的鄉村對於我，究竟是一種剝奪還是給予？親愛的安德烈，十八歲離開了漁村，三十年之後我才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明白了我和這個漁村的關係。
離開了漁村，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在往後的悠悠歲月裡，我看見權力的更迭和黑白是非的顛倒，目睹帝國的瓦解、圍牆的崩塌，更參與決定城邦的興衰。當價值這東西被顛覆、被滲透、被構建、被解構、被謊言撐托得理直氣壯、是非難分的地步時，我會想到漁村裡的人：在後台把嬰兒摟在懷裡偷偷餵奶的歌仔戲花旦、把女兒賣到「菜店」的阿婆、那死在海上不見屍骨的漁民、老是多給一塊糖的雜貨店老闆、騎車出去為孩子借學費而被火車撞死的鄉下警察、每天黃昏到海灘上去看一眼大陸的老兵、笑得特別開暢卻又哭得特別傷心的阿美族女人。。。這些人，以最原始最真實的面貌存在我心理，使我清醒，彷彿是錨，牢牢定住我的價值。
那「愚昧無知」的漁村，確實沒有給我知識，但是給了我一種能力，悲憫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後面對權力的傲慢、慾望的囂張和種種時代的虛假時，仍舊得以穿透，看見文明的核心關懷所在。你懂嗎，安德烈？
同時我看見自己的殘缺。十八歲時所不知道的高速公路、下水道、環境保護、政府責任、政治自由等等，都不難補課。但是生活的藝術，這其中包括品味和態度，是無法補課的。音樂、美術，在我身上仍舊是一種知識範圍，不是一種內在涵養。生活的美，在我身上是個要時時提醒自己去保持的東西，就像一串不能遺忘的鑰匙，一盆必須每天澆水的植物，但是生活藝術，更應該是一種內化的氣質吧？它應該像呼吸，像不自覺的舉手投足。我強烈地感覺自己對生活藝術的笨拙；漁村的貧乏，造成我美的貧乏。
而你們這一代，安德烈，知道什麼、不知道什麼？網絡讓你們擁有廣泛的知識，富裕使你們精通物質的享受，同時具備藝術和美的薰陶。我看你和你的同學們會討論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正義問題，你們熟悉每一種時尚品牌和汽車款式，你們很小就聽過莫札特的「魔笛」、看過莎士比亞的「李爾王」、去過紐約的百老匯、欣賞過台北的「水月」也瀏覽過大英博物館和梵諦岡教堂。你們生活的城市裡，有自己的音樂廳、圖書館、美術館、畫廊、報紙、游泳池，自己的藝術節、音樂節、電影節。。。
你們這一代簡直就是大海裡鮮豔多姿的熱帶魚啊。但是我思索的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你們這一代「定錨」的價值是什麼？終極的關懷是什麼？你，和那個甘肅來的疲憊不堪的少女之間，有沒有一種關連？我的安德烈，你認為美麗的熱帶魚游泳也要在乎方向嗎，或者，你要挑釁地說，這是一個無謂的問題，因為熱帶魚只為自己而活？
MM 2004-05-12
【第2封信】為誰加油？
親愛的安德烈，
不久前，五十個中國的奧運金牌運動員到了香港，香港萬人空巷地去迎接他們。朋友和我在電視新聞裡看到這樣的鏡頭，她一面吃香蕉一面說，「龍應台，德國隊比賽的時候，你為他們加油嗎？」
我想了想，回答不出來。德國，我住了十三年的地方，我最親愛的孩子們成長的家鄉，對於我是什麼呢？
她不耐煩了，又問，「那──你為不為台灣隊加油啊？」
我又開始想，嗯，台灣隊。。。不一定啊。要看情形，譬如說，如果台灣隊是跟──尼泊爾或者伊拉克或者海地比賽，說不定我會為後者加油呢，因為，這些國家很弱勢啊。
朋友笑了，「去你的世界公民，我只為中國隊加油。」
她兩個月前才離開中國。
為什麼我這麼猶豫，安德烈？是什麼使得我看什麼金牌都興奮不起來？電視上的人們單純，熱烈，奮力伸出手，在擁擠得透不過氣來的人堆裡，試圖摸到運動員的手，我想的卻是：這五十個金牌運動員，在香港大選前四天，被北京「派」到香港來做宣傳，為「保皇黨」拉票，簡直就是政治工具，他們自己清楚嗎？或說，他們在乎嗎？
你說，為台灣隊加油的激情到哪兒去了？難道世界公民主義真的可以取代素樸的民族主義或者社群情感？怎麼我對「民族」這東西感覺這麼冷？從小到大，我們被教導以作中國人為榮，「為榮」和「為恥」是連在一起的。
我當年流傳很廣的一篇文章叫做「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一位有名的前輩寫的是「醜陋的中國人」，批判的都是我們自己。然後，隨著獨立意識的抬頭，「中國人」這個詞不「正確」了，不能用了。政治上，這不稀奇，任何「獨立建國」的追求過程裡，都會出現這種現象。但是現在的台灣很尷尬，因為獨立不獨立還沒有共識，文化的尷尬就常出現，譬如說，講「勤儉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或者「中秋和七夕蘊含著中國人的民族美學」時，你會句子講一半就，嗯，卡住了，不知怎麼講完這個句子，因為，說，「勤儉是台灣人的傳統美德」，怪怪的，難道只有台灣人勤儉？說，「中秋和七夕蘊含著台灣人的民族美學」，怪怪的，好像偷了別人的東西似的。於是有很多習慣性概括性句子不能說了。前幾天在電視新聞裡還看見一個台灣的部長，正要讚美工程人員的認真辛勞，他脫口而出「我們中國人──」然後一副要天打雷劈的樣子，馬上中途截斷，改口「我們台灣人」。看他懊惱的樣子，心裡一定在掌自己的嘴巴。
我的「冷」來自哪裡？老實說，安德烈，作為這個歷史座標點上的台灣人，「民族主義」使我反胃──不管它是中國民族主義還是台灣民族主義。你知道，一個被長年過度灌食某種飼料的人，見到飼料都想吐。我們都被灌得撐了，被剝奪的，就是一份本來可以自自然然、單單純純的鄉土之愛，純潔而珍貴的群體歸屬感。它一經操弄就會變形。
但是有一個相反的東西卻使我很清楚地看見自己的歸屬：恥感。當代表我的總統跑到國際的舞台上，耍的卻是國內的政治鬥爭，我覺得羞恥。當台灣的商人跑到貧窮的國家訪問，把鈔票拋向空中讓赤腳的孩子去搶，而他在一旁哈哈大笑，我覺得羞恥。當國際新聞報導台灣在中國和東南亞的製造工廠如何不人道地虐待工人，我覺得羞恥。當台灣的外交部長在國際的舞台上說出不堪入耳的髒話，（他說新加坡licking the balls of China—這是最正確的翻譯），我覺得羞恥。最讓我覺得羞恥的，是讀到台灣人如何虐待越南和中國的新娘或泰國印尼的勞工。
這份羞恥，使我知道我是台灣人。
美國出兵伊拉克那幾天，我出席了一個宴會。賓客來自很多不同國家。有一個人被介紹時，主人隨口加了一句，「斯蒂夫是美國人。」斯蒂夫一聽，深深一鞠躬，說，「對不起。」他很認真地說，「對不起。」沒解釋他為什麼這樣說，但是大家彷彿都懂了。那是一種恥感。觥籌交錯之間，一時安靜下來。
我想，他大概也不會只要是美國隊就瘋狂喊加油吧。
我們這一代人，因為受過「國家」太多的欺騙，心裡有太多的不信任，太多的不屑，太多的不贊成，對於所謂國家，對於所謂代表國家的人。
所以，十八歲的安德烈，請你告訴我，你，為德國隊加油嗎？「德國」對你意味著什麼？德國的歷史，它的土地、風景、教堂、學校，對你的意義是什麼？你以馬丁路德、以歌德、以尼采、以貝多芬為榮嗎？希特勒的恥辱是不是你的恥辱？你，還有你十八歲的朋友們，已經能自由地擁抱「德國」這個概念嗎？或者，因為歷史給了你們「過度腫脹的」罪感和恥感，押著你們遠離「德國」這個概念，反而又造成另外一種不安和尷尬？
歐洲已經是深秋，森林都變金黃色了吧？我們這兒已是中秋了，海上的月光一天比一天亮。
喔，孩子，答應我，踢完球滿頭大汗時，不要直接吹風。
MM 2004-10-04
【第3封信】逃避國家
MM,
記得兩年前，我和朋友擠在法蘭克福中心的「羅馬廣場」上---起碼有五千人擠近了那個小廣場。我們用力揮舞手裡一支巨大的國旗，五千人在等候從韓國和日本參加世界盃足球賽回國的德國國家隊。五千個人唱歌、鼓掌、跳躍，有人流下眼淚。
在那之前的一個禮拜，我們守在廣場上，大概也有一千多人，守在廣場上一個超大螢幕前，看決賽。所有的人都在喊，在唱，在哭，在笑。
這感覺好奇怪---好像突然之間，作為「德國人」是一件被容許的事。更奇怪的，你竟然還可以流露出你的身份和你的感情來。
從哪裡說起呢，MM？你知道爸爸是挺「愛國」的---你曾經不以為然；而他的愛國，我想和爺爺有關。爺爺，他的父親，隨著德國部隊在蘇聯戰場打過仗，而爸爸的叔叔，在從列寧格勒撤退的冰天雪地裡失蹤。所以我其實受到爸爸某個程度的影響，可以說是「以德國為榮」的，但是因為納粹的歷史，我很小很小的時候，就知道這種「榮」的情感是「錯誤」的，是不可以流露出來的。你記不記得，我小學的時候就很喜歡看各種統計指標，每次看到在什麼指標上德國被列入世界前十名，就很高興，甚至還包括什麼「欠債最多」前十名，我也覺得光榮，反正不懂。
所以從小，一方面在心裡關心自己的國家，為德國驕傲，另一方面又要表現得很冷漠，很不屑；像拔河一樣，有一種緊張，要小心翼翼才能不說錯話。覺得德國是個不錯的國家這種感覺是沒有人敢顯露、大家都要藏起來的。在別的國家你常看到國旗，德國很少；我們也沒唱過國歌。我記得，MM，當你發現我們小學的開學典禮在教堂裡舉行，你大吃一驚，說，不是政教分離嗎，怎麼開學典禮在教堂舉行？
我想過這問題，MM。那是因為，德國人逃避「國家」這個東西，以致於宗教都顯得比較「安全」。逃避「政」，所以「教」就凸顯了。
在這種與「國家」保持距離的文化和教育中長大，我看見它的優點：我們這一代人身上，真的很少很少愛國宣傳的影響---政客要操弄我們太不容易了；當你對「國家」抱著一種不信任的態度的時候，你比較能夠冷靜地去分析它的問題所在。
可是最近幾年，年輕人，我這一代人，對這種老是小心翼翼、老是低著頭怕做錯事說錯話、老是要保持「政治正確」的行為和思維模式，開始覺得受不了了，煩了。很多年輕人開始說：為什麼我不能跟別人一樣？我要做我自己想做的，說我自己想說的，讓我自由吧，我受夠了---這包括，我還要努力假裝「以身為德國人為恥」多久？
我不是社會學家，但是我覺得，世界盃足球賽對德國的集體意識有巨大影響。譬如說，在一九五四年的世界盃比賽裡，德國出乎意料地贏了當時一直稱霸的瑞士隊。你想想一九五四年的德國人自信心多麼低落，自我感覺多麼壞啊，二戰的失敗和羞辱才結束沒多久。這場比賽使德國人重新發覺，咦，我沒那麼爛，我竟然還可以啊。
這一兩年來，我有個感覺，好像德國文化像浪頭一樣起來---我說的當然是流行音樂、時尚、電影等等通俗文化。好萊塢文化本來籠罩一切，但是最近，突然有好多德國電影，譬如「再見列寧」，還有「曼尼圖的鞋子」，大大走紅。一群很年輕很傑出的德國演員，突然出現。還有流行音樂，本來只聽美國音樂的我們，也開始注意德國的創作了…….
我得走了，因為練球的時間到了。不是我自己踢，每個星期六是我當教練。你不要笑，MM，這群孩子足球員，我從他們四歲開始教，現在他們六歲了，可愛死了，而且訓練他們踢球能讓我自己放鬆，忘記功課的壓力。跟他們一起使我很快樂，更何況，我覺得我對他們有責任呢。
給你「偷窺」一下我和一個美國朋友昨晚的的網上交談，你可能覺得有一點意思。路易斯跟我同年，在波士頓讀大一。
安德烈 2004/10/04
MSN 對話，波士頓晚上六點半，法蘭克福凌晨一時半
路：昨晚，一個朋友還在說我們這一代好像很失落，怎麼定義自己都不知道。二三十年代是「失落的一代」，四十年代是戰爭的一代，五十年代是 beatniks， 六十年代是嘻皮，七十年代是 funkies, 八十年代是punk (還有嘻哈)，九十年代是rap, 而我們是什麼？
安：可是自己本來就不可能給自己下定義啊。我們這一代缺乏叛逆，缺乏冒險，倒是真的。我們大多在舒適、有教養的家庭裡長大，沒有什麼真正的痛苦或艱難，也就沒什麼真實的挑戰。。。生活太安逸了，使我們找不到需要叛逆、可以冒險的東西....
路：我們怎麼看自己---還是媒體在塑造我們怎麼看自己？缺叛逆、缺冒險，會不會也是因為主流媒體只會報導不叛逆、不冒險的主流價值？美國媒體都是大財團控制的。
安：但是我們究竟能對什麼叛逆或反抗呢？你們美國人可能有對象---你們有個布希總統，歐洲這邊沒有。
路：可是我們得找到自己的身份認同啊。不過沒有衝突，就找不到認同。
安：需要身份認同嗎？
路：當然。
安：為什麼？
路：因為....心理學家是這麼說的。
安：我要知道「你」怎麼說。
路：我覺得很重要。
安：為什麼？
路：譬如說，我認識一個黑白混血兒，她卡在兩個種族和文化之間，就很茫然。很多年輕人，為了要有歸屬感，就加入犯罪團體；即使是個犯罪團體，他也要有歸屬。
安：很糟的是，這個社會常常強迫你選邊。
路：對。安德烈，我問你，做德國人是不是比較累？
安：不久前我去看一場國際足球賽。德國隊踢進一球，群眾跳起來，又唱又喊，我聽見他們混聲唱的是，「德國人，站起來！德國人，站起來！」我嚇一大跳。其實他們唱的完全是一般比賽時加油的歌，譬如柏林跟法蘭克福對決的時候，你可能唱「柏林人，站起來！」因為是國際比賽，所以「柏林人，站起來」自然就變成「德國人，站起來」，可是我當下卻覺得，哇，很不習慣，渾身不自在。好奇怪。
路：你馬上想到納粹？
安：正是。
路：你們在學校裡教很多納粹那段歷史？
安：從小學就教，教了又教，教了又教。我問你，球賽散後，假如馬路上晃過來五十個興奮的美國人，大喊大唱「美國第一」，「美國萬歲」的時候，你會想什麼？
路：我會想，哼，典型美國人。不過，英國球迷也會這樣。
安：對。如果這樣大喊大唱晃過來的---是五十個德國人呢？
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安：如果是五十個德國人在街上大唱「德國第一」，「德國萬歲」，會把人給嚇死，第二天可以上「紐約時報」了，對吧？
路：明白。
安：你怎麼界定自己是「美國人」？
路：這太難答了。我不喜歡美國人。
安：那麼你認同什麼？
路：我認同我的同代人，和國籍無關。
安：那麼有哪些特質使你的這一代人是「美國人」呢？世界第一強國的年輕人，怎麼理解他自己，還有他跟這個世界之間的關係？
路：我其實跟美國文化很疏離。朋友裡頭關心政治的很少很少。他們說他們反對布希，事實上那樣說也只是為了表現自己「酷」。反布希是流行的。年輕人每個都反，除非你是個基督徒或是好戰主義者。
安：你是說，年輕人不知道要跟什麼價值去認同？
路：美國是強國，強國的意思就是我們可以對政治、經濟、國際情勢一概不知道，反正承受得起，天塌下來有人撐著。我覺得美國青年的悲哀就是這個，我們對世界完全淡漠，只關心自己的小圈。
安：嗯，這恐怕是所有富國的共同特徵吧。
【第4封信】年輕卻不清狂
信遲了，因為我和朋友們去旅行了三個禮拜。不要抱怨啦，兒子十八歲了還願意跟你寫信你也應該夠滿足了，尤其你知道我從小就懶。好，跟你報告一下我的生活內容吧，也免得你老囉唆說我們愈來愈疏離。
可我馬上陷入兩難：我們去了地中海的馬爾他島和巴塞隆納，但我真的能告訴我媽我們幹了什麼嗎？你---身為母親---能不能理解、受不受得了歐洲十八歲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能，我就老老實實地告訴你：沒錯，青春歲月，我們的生活信條就是俗語所說的，「性、藥，搖滾樂」。只有偽君子假道學才會否定這個哲學。德語有個說法：
「如果你年輕卻不激進，那麼你就是個沒心的人；如果你老了卻不保守，那麼你就是個沒腦的人。」
我接到一封讀者來信。一個十八歲的香港女生問我時間是怎麼花的，我讀什麼書、想什麼議題、朋友相聚時討論什麼話題等等。我嚇一跳，嘿，她真以為我是個虛矯的知識份子？我當然偶爾會去思考一些嚴肅的大問題--- 一個月裡有五分鐘吧，當我無聊得要死的時候。。。
好啦，我在誇張啦，但是我要誇張你才會明白十八歲是怎麼回事。剛剛我才從咖啡館回來；我們在咖啡館裡談得最熱烈的大半是身邊的小世界、朋友之間發生的芝麻蒜皮。我們當然也辯論政治和社會議題---譬如我今晚就會去看「華氏9/11」，朋友們一定也會各有看法，但是我們的看法都是很膚淺的，而且，每個人說完自己的想法也就夠了，不會太認真。
週一到週五每個人都忙：足球、籃球、舞蹈，每個人瘋的不一樣。德國學制每天下午三點就放學了，下午的時間各管各的。我是個足球狂：一週三個下午踢球，加上一次自己作教練，教六歲的小鬼踢球。每個週末又都有巡迴球賽，所以我的生活裡足球佔了最高比例。功課不需要花太多時間。
其他，就是跟朋友磨混，尤其是週末，我們不是在朋友家裡就是在咖啡館或小酒館裡喝酒聊天，爛醉的時候就用瓶子把酒館砸個稀爛或者把隨便什麼看不順眼的人揍個鼻青臉腫。。。
怎麼樣，又嚇到你了吧？（我知道你會真信呢，MM，你真的是「小紅帽」，沒辦法！）好，說正經點，有些事，是十四歲到十六歲的小傢伙想嚐試的，譬如喝酒（所以，小心看著你的老二飛力普），而我們已經到一個程度，覺得酗酒而醉是難堪之至的事了。我有時候會喝醉，譬如在馬爾他，相處九年的好朋友們要各奔西東了，我們就都喝醉了，但是。。。你要我提非洲納米比亞的某一晚嗎？我認識一個華文作家，在納米比亞的酒店裡喝醉了，醉得當場敲杯子唱歌，還要把餐廳的杯盤碗碟刀叉全部用桌巾捲起來帶走。。。那個人你記得嗎？你大醉的那年我才十歲，可是至今難忘呢。
我不是在為飲酒辯護，我是說，歐洲的飲酒文化，可能和亞洲不太一樣。你知道飲酒時的碰杯怎麼來的嗎？中世紀時，如果你要害死一個你恨的人，你就在他喝的啤酒裡下毒。很多人是這樣被毒死的。所以就開始流行碰杯，厚厚的啤酒杯用力一碰，啤酒花濺到別人杯裡，要死就跟對方一起死。同時，一起喝啤酒，碰杯，醉倒，表示你信任坐在你身邊的人，漸漸地就變成社會習俗了。講了這麼長的「前言」，其實是想告訴你，MM，對於年輕人飲酒，我覺得作父母的不需要過度緊張。
到馬爾他島是我們的畢業旅行，十個男生，十個女生，一個老師。這個島其實滿無聊的，對我們重要的只是朋友的相處，而且，因為朝夕相處而得到不同角度的認識。白天，老師陪著我們看古蹟，晚上，他就「下班」了。十八歲的人，自己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有幾個下午，我們懶懶地圍在游泳池畔，聽音樂，喝啤酒，聊天。晚上就到酒館裡晃。老街很窄，擠滿了歐洲各國的人。
巴塞隆納比較有意思。我們是五個人，租了一個公寓，一整個星期只要五百歐元，放下行囊就出去逛了。那麼多的廣場，圍繞著廣場都是美麗得驚人的建築，不論古典或是現代的，都那麼美，雕塑也是。每天我們都在用腳走路，細細發掘這個城市。.我覺得巴塞隆納是我所走過的最美的城市之一，而我走過的城市還真不少了。
有一天晚上我們和一個在美國認識的朋友碰面，她是委內瑞拉人，在巴塞隆納讀書。她就帶著我們走遍了老街老巷。這就是歐洲的美好之處：往任何一個方向飛兩個小時，你就進入一個截然不同的文化。在美國就不行了，飛到哪都千城一面。
你呢，MM？在匱乏的年代裡成長，你到底有沒有「青少年期」？你的父母怎麼對你？你的時代怎麼看你？十八歲的你，是一個人緣很好的女生？還是一個永遠第一名的最讓人討厭的模範生？一個沒人理睬的邊緣人，還是最自以為是的風紀股長？
安德烈2004-10-25
收件人：Andreas
寄件人：Lung Yingtai
主旨： urgent
安德烈，請你告訴我，你信中所說「性、藥、搖滾樂」是現實描述還是抽象隱喻？儘速回信。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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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人： Lung Yingtai
寄件人： Andreas
主旨： Don’t panick
MM,能不能拜託拜託你，不要只跟我談知識份子的大問題？生活裡還有最凡俗的快樂：「性、藥、搖滾樂」當然是一個隱喻。 我想表達的是，生命有很多種樂趣，所謂「藥」，可以是酒精，可以是足球或者任何讓你全心投入、盡情燃燒的東西。我想從弗洛伊德開始我們就已經知道人類是由直覺所左右的。「搖滾樂」不僅只是音樂，它是一種生活方式和品味的總體概念：一種自我解放，不在乎別人的眼光，自由自在的生活，對不可知的敢於探索，對人與人關係的聯繫加深。。。
安
【第16封信】藏在心中的小鎮
MM，
我畢業了。
此刻，我正坐在陽台上。傍晚的陽光穿過樹林，把長長的樹影灑地面上。剛下過一陣雨，到處還是濕的。我點起一根煙，給自己倒了一杯紅酒，看天空很藍。煙，一圈圈緩緩繚繞，消失，我開始想那過去的日子。
是不是所有畢業的人都會感到一種慢溫溫的留戀和不捨？我要離開了，離開這個我生活了一輩子的小鎮---我的「家」。我開始想，我的「家」，又是什麼呢？最重要的不是父母（MM別生氣啊），是我的朋友。怎麼能忘記那些星期天的下午，總是蹉跎逗留到最後一刻，假裝不記得還有功課要做。在黑暗的大雪夜裡，我們擠進小鎮的咖啡館喝熱呼呼的茶。在夏日明亮的午後，我們溜到小鎮公園的草坪去踢足球，躺在池塘邊聊天到天黑，有時候水鴨會嘩一聲飛過我們的頭。
一個只有兩萬人口的小鎮克倫堡，聽起來好像會讓你無聊死，尤其對我們年輕人，可是，我覺得它是「家」，我感覺一種特別的眷戀。人們可能會以為，這麼小的小鎮，文化一定很單調，裡頭的居民大概都是最典型、最沒個性、最保守的土德國人。其實正好相反，克倫堡國際得很。就拿我那三個最好的朋友來說吧，你或許還記得他們？
穆尼爾，是德國和突尼西亞的混血，生在沙烏地阿拉伯，然後在杜拜、突尼西亞長大。佛瑞弟，跟我「穿一條褲子」的哥兒們，是德國和巴西的混血，除了德語之外會講葡萄牙語、西班牙語、法語和英語。大衛---看這名字你就知道他是猶太人。大衛的母親是德國人，父親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也會說意第緒語。然後是我自己，是德國和台灣的混血。我們四個死黨走上街時，簡直就是個「混血黨」。但是你要知道，我們在克倫堡一點也不特別，我們這樣的背景幾乎是克倫堡小鎮的「典型」。
死黨外一圈的好朋友裡面，我用手指可以數出來：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土耳其人、西班牙人、法國人、英國人、美國人、韓國人。。。當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確實有時候會引發爭執，但是大部分的時候，「混血兒」和「混血兒」還處得特別好，特別有默契。
譬如說，我們隨便到一個空的足球場，準備踢球。不管認不認識，人數一夠，就開始組隊比賽。幾乎每一次，會自然而然分成兩隊：德國隊和國際隊。凡是有國際背景的就自動歸到國際隊去了。這和種族主義沒任何關係，大家只是覺得這樣比較好玩。我自己從來沒有因為我的中國血統（還是應該說「台灣血統」？很麻煩哩，MM）而受到過任何歧視。而且，我們常常開種族差異的玩笑。
昨天我和佛瑞弟，還有佛瑞弟的金髮女朋友一起看足球賽。剛好是巴西對阿根廷---兩個不共戴天的世仇。佛瑞弟當然很激動地在為他的巴西隊加油，我就故意給阿根廷加油。足球賽一定會引發政治和文化的衝突的，很快我們就變成真正在爭吵，巴西人跟阿根廷人誰比誰傲慢、愚笨、醜陋等等。吵到一半，佛瑞弟的女朋友好奇地問，「如果你們兩個人都是純粹德國人的話，會怎麼吵法？」
我們楞了一下，然後兩個人幾乎同時說，「那我們會悶死，跳樓算了。」
多國文化，就像湯裡的香料，使生活多了滋味。
我馬上要去香港了，那是一個多麼不一樣的世界。我發愁的是，我怎麼跟我的克倫堡朋友們說再見？你怎麼跟十年來都是你生活核心的好友說再見，而心裡又知道，人生岔路多，這種再見很可能是永遠的？甚至那些你沒有深交，但是很喜歡的人，你還沒有機會去告訴他們你對他們的好感，以後，他們將從你的人生完全地消失。
我感覺一種遺憾，和憂愁。你或許會說，安德烈，人生就是這樣，一條線往前走，沒什麼好遺憾的。我知道，但是，我還是覺得遺憾，不捨。
所以我坐在這陽台上，細細回想我們共有的美好時光，把回憶擁在心裡，是得往前走，但是知道我從哪裡來。
安德烈2005-07-07
【導讀序】認識一個十八歲的人 ~龍應台
我離開歐洲的時候，安德烈十四歲。當我結束台北市政府的工作，重新有時間過日子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一百八十四公分高，有了駕照，可以進出酒吧，是高校學生了。臉上早沒有了可愛的「嬰兒肥」，線條稜角分明，眼神寧靜深沈，透著一種獨立的距離，手裡拿著紅酒杯，坐在桌子的那一端，有一點「冷」地看著你。
我極不適應---我可愛的安安，哪裡去了？那個讓我擁抱、讓我親吻、讓我牽手、讓我牽腸掛肚、頭髮有點汗味的小男孩，哪裡去了？我走近他，他退後；我要跟他談天，他說，談什麼？我企求地追問，他說，我不是你可愛的安安了，我是我。
我想和他說話，但是一開口，發現，即使他願意，我也不知說什麼好，因為，十八歲的兒子，已經是一個我不認識的人。他在想什麼？他怎麼看事情？他在乎什麼，不在乎什麼？他喜歡什麼討厭什麼，他為什麼這樣做那樣做，什麼使他尷尬什麼使他狂熱，我的價值觀和他的價值觀距離有多遠。。。我一無所知。 他在德國，我在香港。電話上的對話，只能這樣：
你好嗎？
好啊。
學校如何？
沒問題。 。。。
假期中會面時，他願意將所有的時間給他的朋友，和我對坐於晚餐桌時，卻默默無語，眼睛，盯著手機，手指，忙著傳訊。
我知道他愛我，但是，愛，不等於喜歡，愛，不等於認識。愛，其實是很多不喜歡、不認識、不溝通的藉口。因為有愛，所以正常的溝通彷彿可以不必了。不，我不要掉進這個陷阱。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沒有關係，但是我可以認識成熟的安德烈。我要認識這個人。
我要認識這個十八歲的人。
於是我問他，願不願意和我以通信的方式共同寫一個專欄。條件是，一旦答應，就絕不能半途而廢。 他答應了。我還不敢相信，多次追問，真的嗎？你知道不是鬧著玩的，截稿期到了，天打雷劈都得寫的。
我沒想到出書，也沒想到有沒有讀者，我只有一個念頭：透過這個方式，我或許可以進入一個十八歲的人的世界。因此，當讀者的信從世界各地湧入的時候，我確實嚇了一跳。有一天，在台北一家書店排隊付帳的時候，一個中年男人走過來跟我握手，用低沈的聲音說，「如果不是你的文章，我和我兒子會形同陌路，因為我們不知道怎麼和對方說話。」他的神情嚴肅，眼中有忍住的淚光。
很多父母和他一樣，把文章影印給兒女讀，然後在晚餐桌上一家人打開話題。美國和加拿大的父母們來信，希望取得我們通信的英文版，以便他們在英語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們能與他們分享。那作兒女的，往往自己已是三四十歲的人了，跟父母無法溝通；雖然心中有愛，但是愛，凍結在經年累月的沈默裡，好像藏著一個疼痛的傷口，沒有紗布可綁。
這麼多的信件，來自不同的年齡層，我才知道，多少父母和兒女同處一室卻無話可談，他們深愛彼此卻互不相識，他們嚮往接觸卻找不到橋樑，渴望表達卻沒有語言。我們的通信，彷彿黑夜海上的旗語，被其他漂流不安、尋找港灣的船隻看見了。
寫作的過程，非常辛苦。安德烈和我說漢語，但是他不識中文。所以我們每一篇文章都要經過這幾道程序：
一，安德烈以英文寫信給我。他最好的文字是德文，我最好的文字是中文，於是我們往前各跨一步，半途相會---用英文。
二，我將之譯成中文。在翻譯的過程中，必須和他透過越洋電話討論—我們溝通的語言是漢語：這個詞是什麼意思？為何用這個詞而不用那個詞？這個詞的德文是哪個？如果第二段放在最後，是不是主題更清楚？我有沒有誤會你的意思？中文的讀者可能無法理解你這一個論點，可否更細地解釋？
三，我用英文寫回信，傳給安德烈看，以便他作答。
四，我將我的英文信重新用中文寫一遍---只能重寫，不能翻譯，翻譯便壞。
四道程序裡，我們有很多的討論和辯論。我常批評他文風草率，「不夠具體」，他常不耐我吹毛求疵，太重細節。在寫作的過程裡，我們人生哲學的差異被凸顯了：他把寫作當「玩」，我把寫作當「事」。我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態度，也出現對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認真；我有八分的認真，二分的知性懷疑。他對我嘲笑有加，我對他認真研究。
認識一個十八歲的人，你得從頭學起。你得放空自己。
專欄寫了足足三年，中間有多次的拖稿，但總算堅持到有始有終。寫信給他的年輕讀者有時會問他：「你怎麼可能跟自己的母親這樣溝通？怎麼可能？」安德烈就四兩撥千金地回信，「老兄，因為要賺稿費。」我至今不知他當初為何會答應，心中也著實覺得不可思議他竟然真的寫了三年。我們是兩代人，中間隔個三十年。我們也是兩國人，中間隔個東西文化。我們原來也可能在他十八歲那年，就像水上浮萍一樣各自蕩開，從此天涯淡泊，但是我們做了不同的嘗試---我努力了，他也回報以同等的努力。我認識了人生裡第一個十八歲的人，他也第一次認識了自己的母親。
日後的人生旅程，當然還是要漂萍離散---人生哪有恆長的廝守？但是三年的海上旗語，如星辰凝望，如月色滿懷，我還奢求什麼呢。
【安德烈序】Connected to You
親愛的MM：
我們的書要出版了---不可思議吧？ 那個老是往你床上爬的小孩，愛聽鬼故事又怕鬼、怕閃電又不肯睡覺的小孩，一轉眼變成一個可以理性思考、可以和你溝通對話的成人，儘管我們寫的東西也許有意思，也許沒有意思。
你記得是怎麼開始的嗎？三年前，我是那個自我感覺特別好的十八歲青年，自以為很有見解，自以為這個世界可以被我的見解改變。三年前，你是那個跟孩子分開了幾年而愈來愈焦慮的母親。孩子一直長大，年齡、文化和兩地分隔的距離，使你強烈地感覺到「不認識」自己進入成年的兒子。我們共同找出來的解決問題方法，就是透過寫信，而這些信，雖說是為了要處理你的焦慮的，一旦開始，也就好像「猛獸出閘」，我們之間的異議和情緒，也都被釋放出來，浮上了表面。
這三年對話，過程真的好辛苦：一次又一次的越洋電話、一封又一封的電子郵件、很多個深夜凌晨的線上對談、無數次的討論和爭辯---整個結果，現在呈現在讀者眼前。你老是囉唆我的文字風格不夠講究，老是念念念「截稿期到了」，老是要求我一次又一次地「能不能再補充一點細節」。其實，有時候我覺得我寫得比你好！
現在三年回頭，我有一個發現。寫了三年以後，你的目的還是和開始時完全一樣--- 為了瞭解你的成人兒子，但是我，隨著時間，卻變了。我是逐漸、逐漸才明白你為什麼要和我寫這些信的，而且，寫了一段時間以後，我發現自己其實還蠻樂在其中的，雖然我絕對不動聲色。
開始的時候，只是覺得自己有很多想法，既然你給我一個「麥克風」，我就把想法大聲說出來罷了。到後期，我才忽然察覺到，這件事有一個更重大的意義：我跟我的母親，有了連結，而我同時意識到，這是大部分的人一生都不會得到的份，我卻有了。我在想：假使我們三年前沒開始做這件事，我們大概就會和絕大多數的人一樣只是繼續過日子，繼續重複那每天不痛不養的問候：吃了嗎----嗯，功課做了嗎----嗯，沒和弟弟吵架吧----沒，不缺錢用吧----嗯。。。
三年，真的不短。回頭看，我還真的同意你說的，這些通信，雖然是給讀者的，但是它其實是我們最私己、最親密、最真實的手印，記下了刻下了我們的三年生活歲月----我們此生永遠不會忘記的生活歲月。
在這裡，因此我最想說的是，謝謝你，謝謝你給了我這個「分」----不是出書，而是，和你有了連結的「分」。
愛你的 安德烈, 2007-09-26
【作者簡介】
龍應台、安德烈 龍應台 -33歲寫《野火集》，34歲第一次做母親，從此開始上「人生」課，至今未畢業，且成績不佳。安德烈 -1985年12月生於台灣，8個月大移居瑞士及德國。2006年秋進入香港大學經濟系，認為經濟學很「好玩」。
【第1封信】十八歲那一年
親愛的安德烈：
你在電話上聽起來上氣不接下氣：剛剛賽完足球才進門，晚上要和朋友去村子裡的酒吧聊天，明天要考駕照，秋天會去義大利，暑假來亞洲學中文，你已經開始瀏覽大學的入學資料。。。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將來要做什麼，」你說，「MM，你十八歲的時候知道什麼？」
安德烈，記得去年夏天我們在西安一家回民飯館裡見到的那個女孩？她從甘肅的山溝小村裡來到西安打工，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一個月賺兩百多塊，寄回去養她的父母。那個女孩衣衫襤褸，神情疲憊，髒髒的辮子垂到胸前。從她的眼睛，你就看得出，她其實很小。十六歲的她，知道些什麼，不知道些什麼？你能想像嗎？
十八歲的我知道些什麼？不知道些什麼？
我住在一個海邊的漁村裡，漁村只有一條窄窄馬路；上班上課的時候，客運巴士、摩托車、腳踏車、賣菜的手推車橫七豎八地把馬路塞得水洩不通，之後就安靜下來，老黃狗睡在路中間，巷子裡的母豬也挨挨擠擠帶著一隊小豬出來遛達。海風吹得椰子樹的闊葉刷刷作響。海水的鹽分摻雜在土裡，所以椰子樹的樹幹底部裹著一層白鹽。
我不知道什麼叫高速公路。二十三歲時到了洛杉磯，在駛出機場的大道上，我發現，對面來車那一列全是明晃晃的白燈，而自己這條線道上看出去，全是車的尾燈，一溜紅燈。怎麼會這樣整齊？我大大地吃驚。二十三歲的我，還習慣人車雜踏、雞鴨爭道的馬路概念。
我不知道什麼叫下水道。颱風往往在黑夜來襲，海嘯同時發作，海水像一鍋突然打翻了的湯，滾滾向村落捲來。天亮時，一片汪洋，鍋碗瓢盆、竹凳竹床漂浮到大廟前，魚塭裡養著的魚蝦也游上了大街。過幾天水退了，人們撩起褲腳清理門前的陰溝。自溝裡挖出油黑黏膩的爛泥，爛泥裡拌著死雞死狗死魚的屍體。整條街飄著腐臭腥味。然後太陽出來了，炎熱毒辣的陽光照在開腸破肚的陰溝上。
我沒有進過音樂廳或美術館。唯一與「藝術」有關的經驗就是廟前酬神的歌仔戲。老人坐在凳子上搧扇子，小孩在廟埕上追打，中年的漁民成群的蹲在地上抽煙，音樂被劣質的擴音器無限放大。
漁村唯一的電影院裡，偶爾有一場歌星演唱。電影院裡永遠有一股尿臊，揉著人體酸酸的汗味，電風扇嘎嘎地響著，孩子踢著椅背，歌星不斷地說黃色笑話，賣力地唱。下面的群眾時不時就喊，扭啊扭啊,脫啊脫啊。
游泳池？沒有。你說，我們有了大海，何必要游泳池。可是，安德烈，大海不是拿來游泳的；台灣的海岸線是軍事防線，不是玩耍的地方。再說，沙灘上是一座又一座的垃圾山。漁村沒有垃圾處理場，人們把垃圾堆到空曠的海灘上去。風刮起來了，「噗」一下，一張骯髒的塑膠袋貼到你臉上來。
我也不知道，垃圾是要科學處裡的。離漁村不遠的地方有條河，我每天上學經過都聞到令人頭暈的怪味，不知是什麼。多年以後，才知道那是人們在河岸上焚燒廢棄的電纜；我聞到的氣味是「戴奧辛」的氣味，那個村子，生出很多無腦的嬰兒。
我不知道什麼叫環境污染，不知道什麼叫生態破壞。上學的時間那樣長，從清晨六點出門候車到晚上七八點天黑回家，禮拜六都要上課，我們永遠穿著白衣黑裙，留著齊耳的直髮。我不知道什麼叫時尚，化妝，髮型。因此也不知道什麼叫消費。是的，我沒有逛過百貨公司。村子裡只有漁民開的小店，玻璃櫃裡塞得滿滿的：小孩的襪子、學生的書包、老婆婆的內褲、女人的奶罩和男人的汗衫。還附帶賣斗笠塑膠雨鞋和指甲刀。
我的十八歲，安德烈，是一九六九、一九七零年的台灣。你或許驚訝，說，MM，那一年，阿波羅都上了月球了，你怎麼可能這樣完整地什麼都「不知道」？不要忘記一個東西，叫城鄉差距。愈是貧窮落後的國家，城鄉差距愈大。我的經驗是一個南部鄉下漁村的經驗，和當時的台北是很不一樣的。更何況，當時的台北也是一個閉塞的小城啊。全台灣的人口一千四百萬，國民平均所得只有二百五十八美元。台灣，還屬於所謂「第三世界」。
我要滿十八歲的時候，阿波羅登上月球，美國和越南的軍隊侵入高棉，全美爆發激烈的反越戰示威，俄亥俄州有大學生被槍殺；德國的布朗德總理上台，到華沙屈膝下跪，求歷史的寬赦；日本赤軍連劫機到了北韓而三島由紀夫自殺。還有，中國的文革正在一個恐怖的高潮。這些，我都很模糊，因為，安德烈，我們家，連電視都沒有啊。即使有，也不見得會看，因為，那一年，我考大學；讀書就是一切，世界是不存在的。
我要滿十八歲的時候，台灣高速公路基隆到楊梅的一段才剛開始動工。台獨聯盟在美國成立，蔣經國遇刺，被關了近十年的雷震剛出獄，台南的美國新聞處被炸，我即將考上的成台南功大學爆發了「共產黨案」，很多學生被逮捕下獄。保釣運動在美國開始風起雲湧。
那一年，台灣的內政部公佈說，他們查扣了四百二十三萬件出版品。但是這一切，我知道得很少。
你也許覺得，我是在描繪一個黯淡壓抑的社會，一個愚昧無知的鄉村，一段浪費的青春，但是，不那麼簡單，安德烈。
對那裡頭的許多人，尤其是有個性有思想的個人，譬如雷震、譬如殷海光──你以後會知道他們是誰，生活是抑鬱的，人生是浪費的。可是整個社會，如果歷史拉長來看，卻是在抑鬱中逐漸成熟，在浪費中逐漸累積能量。因為，經驗過壓迫的人更認識自由的脆弱，更珍惜自由的難得。你沒發現，經過納粹歷史的德國人就比一向和平的瑞士人深沈一點嗎？
那個「愚昧無知」的鄉村對於我，究竟是一種剝奪還是給予？親愛的安德烈，十八歲離開了漁村，三十年之後我才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明白了我和這個漁村的關係。
離開了漁村，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在往後的悠悠歲月裡，我看見權力的更迭和黑白是非的顛倒，目睹帝國的瓦解、圍牆的崩塌，更參與決定城邦的興衰。當價值這東西被顛覆、被滲透、被構建、被解構、被謊言撐托得理直氣壯、是非難分的地步時，我會想到漁村裡的人：在後台把嬰兒摟在懷裡偷偷餵奶的歌仔戲花旦、把女兒賣到「菜店」的阿婆、那死在海上不見屍骨的漁民、老是多給一塊糖的雜貨店老闆、騎車出去為孩子借學費而被火車撞死的鄉下警察、每天黃昏到海灘上去看一眼大陸的老兵、笑得特別開暢卻又哭得特別傷心的阿美族女人。。。這些人，以最原始最真實的面貌存在我心理，使我清醒，彷彿是錨，牢牢定住我的價值。
那「愚昧無知」的漁村，確實沒有給我知識，但是給了我一種能力，悲憫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後面對權力的傲慢、慾望的囂張和種種時代的虛假時，仍舊得以穿透，看見文明的核心關懷所在。你懂嗎，安德烈？
同時我看見自己的殘缺。十八歲時所不知道的高速公路、下水道、環境保護、政府責任、政治自由等等，都不難補課。但是生活的藝術，這其中包括品味和態度，是無法補課的。音樂、美術，在我身上仍舊是一種知識範圍，不是一種內在涵養。生活的美，在我身上是個要時時提醒自己去保持的東西，就像一串不能遺忘的鑰匙，一盆必須每天澆水的植物，但是生活藝術，更應該是一種內化的氣質吧？它應該像呼吸，像不自覺的舉手投足。我強烈地感覺自己對生活藝術的笨拙；漁村的貧乏，造成我美的貧乏。
而你們這一代，安德烈，知道什麼、不知道什麼？網絡讓你們擁有廣泛的知識，富裕使你們精通物質的享受，同時具備藝術和美的薰陶。我看你和你的同學們會討論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正義問題，你們熟悉每一種時尚品牌和汽車款式，你們很小就聽過莫札特的「魔笛」、看過莎士比亞的「李爾王」、去過紐約的百老匯、欣賞過台北的「水月」也瀏覽過大英博物館和梵諦岡教堂。你們生活的城市裡，有自己的音樂廳、圖書館、美術館、畫廊、報紙、游泳池，自己的藝術節、音樂節、電影節。。。
你們這一代簡直就是大海裡鮮豔多姿的熱帶魚啊。但是我思索的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你們這一代「定錨」的價值是什麼？終極的關懷是什麼？你，和那個甘肅來的疲憊不堪的少女之間，有沒有一種關連？我的安德烈，你認為美麗的熱帶魚游泳也要在乎方向嗎，或者，你要挑釁地說，這是一個無謂的問題，因為熱帶魚只為自己而活？
MM 2004-05-12
【第2封信】為誰加油？
親愛的安德烈，
不久前，五十個中國的奧運金牌運動員到了香港，香港萬人空巷地去迎接他們。朋友和我在電視新聞裡看到這樣的鏡頭，她一面吃香蕉一面說，「龍應台，德國隊比賽的時候，你為他們加油嗎？」
我想了想，回答不出來。德國，我住了十三年的地方，我最親愛的孩子們成長的家鄉，對於我是什麼呢？
她不耐煩了，又問，「那──你為不為台灣隊加油啊？」
我又開始想，嗯，台灣隊。。。不一定啊。要看情形，譬如說，如果台灣隊是跟──尼泊爾或者伊拉克或者海地比賽，說不定我會為後者加油呢，因為，這些國家很弱勢啊。
朋友笑了，「去你的世界公民，我只為中國隊加油。」
她兩個月前才離開中國。
為什麼我這麼猶豫，安德烈？是什麼使得我看什麼金牌都興奮不起來？電視上的人們單純，熱烈，奮力伸出手，在擁擠得透不過氣來的人堆裡，試圖摸到運動員的手，我想的卻是：這五十個金牌運動員，在香港大選前四天，被北京「派」到香港來做宣傳，為「保皇黨」拉票，簡直就是政治工具，他們自己清楚嗎？或說，他們在乎嗎？
你說，為台灣隊加油的激情到哪兒去了？難道世界公民主義真的可以取代素樸的民族主義或者社群情感？怎麼我對「民族」這東西感覺這麼冷？從小到大，我們被教導以作中國人為榮，「為榮」和「為恥」是連在一起的。
我當年流傳很廣的一篇文章叫做「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一位有名的前輩寫的是「醜陋的中國人」，批判的都是我們自己。然後，隨著獨立意識的抬頭，「中國人」這個詞不「正確」了，不能用了。政治上，這不稀奇，任何「獨立建國」的追求過程裡，都會出現這種現象。但是現在的台灣很尷尬，因為獨立不獨立還沒有共識，文化的尷尬就常出現，譬如說，講「勤儉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或者「中秋和七夕蘊含著中國人的民族美學」時，你會句子講一半就，嗯，卡住了，不知怎麼講完這個句子，因為，說，「勤儉是台灣人的傳統美德」，怪怪的，難道只有台灣人勤儉？說，「中秋和七夕蘊含著台灣人的民族美學」，怪怪的，好像偷了別人的東西似的。於是有很多習慣性概括性句子不能說了。前幾天在電視新聞裡還看見一個台灣的部長，正要讚美工程人員的認真辛勞，他脫口而出「我們中國人──」然後一副要天打雷劈的樣子，馬上中途截斷，改口「我們台灣人」。看他懊惱的樣子，心裡一定在掌自己的嘴巴。
我的「冷」來自哪裡？老實說，安德烈，作為這個歷史座標點上的台灣人，「民族主義」使我反胃──不管它是中國民族主義還是台灣民族主義。你知道，一個被長年過度灌食某種飼料的人，見到飼料都想吐。我們都被灌得撐了，被剝奪的，就是一份本來可以自自然然、單單純純的鄉土之愛，純潔而珍貴的群體歸屬感。它一經操弄就會變形。
但是有一個相反的東西卻使我很清楚地看見自己的歸屬：恥感。當代表我的總統跑到國際的舞台上，耍的卻是國內的政治鬥爭，我覺得羞恥。當台灣的商人跑到貧窮的國家訪問，把鈔票拋向空中讓赤腳的孩子去搶，而他在一旁哈哈大笑，我覺得羞恥。當國際新聞報導台灣在中國和東南亞的製造工廠如何不人道地虐待工人，我覺得羞恥。當台灣的外交部長在國際的舞台上說出不堪入耳的髒話，（他說新加坡licking the balls of China—這是最正確的翻譯），我覺得羞恥。最讓我覺得羞恥的，是讀到台灣人如何虐待越南和中國的新娘或泰國印尼的勞工。
這份羞恥，使我知道我是台灣人。
美國出兵伊拉克那幾天，我出席了一個宴會。賓客來自很多不同國家。有一個人被介紹時，主人隨口加了一句，「斯蒂夫是美國人。」斯蒂夫一聽，深深一鞠躬，說，「對不起。」他很認真地說，「對不起。」沒解釋他為什麼這樣說，但是大家彷彿都懂了。那是一種恥感。觥籌交錯之間，一時安靜下來。
我想，他大概也不會只要是美國隊就瘋狂喊加油吧。
我們這一代人，因為受過「國家」太多的欺騙，心裡有太多的不信任，太多的不屑，太多的不贊成，對於所謂國家，對於所謂代表國家的人。
所以，十八歲的安德烈，請你告訴我，你，為德國隊加油嗎？「德國」對你意味著什麼？德國的歷史，它的土地、風景、教堂、學校，對你的意義是什麼？你以馬丁路德、以歌德、以尼采、以貝多芬為榮嗎？希特勒的恥辱是不是你的恥辱？你，還有你十八歲的朋友們，已經能自由地擁抱「德國」這個概念嗎？或者，因為歷史給了你們「過度腫脹的」罪感和恥感，押著你們遠離「德國」這個概念，反而又造成另外一種不安和尷尬？
歐洲已經是深秋，森林都變金黃色了吧？我們這兒已是中秋了，海上的月光一天比一天亮。
喔，孩子，答應我，踢完球滿頭大汗時，不要直接吹風。
MM 2004-10-04
【第3封信】逃避國家
MM,
記得兩年前，我和朋友擠在法蘭克福中心的「羅馬廣場」上---起碼有五千人擠近了那個小廣場。我們用力揮舞手裡一支巨大的國旗，五千人在等候從韓國和日本參加世界盃足球賽回國的德國國家隊。五千個人唱歌、鼓掌、跳躍，有人流下眼淚。
在那之前的一個禮拜，我們守在廣場上，大概也有一千多人，守在廣場上一個超大螢幕前，看決賽。所有的人都在喊，在唱，在哭，在笑。
這感覺好奇怪---好像突然之間，作為「德國人」是一件被容許的事。更奇怪的，你竟然還可以流露出你的身份和你的感情來。
從哪裡說起呢，MM？你知道爸爸是挺「愛國」的---你曾經不以為然；而他的愛國，我想和爺爺有關。爺爺，他的父親，隨著德國部隊在蘇聯戰場打過仗，而爸爸的叔叔，在從列寧格勒撤退的冰天雪地裡失蹤。所以我其實受到爸爸某個程度的影響，可以說是「以德國為榮」的，但是因為納粹的歷史，我很小很小的時候，就知道這種「榮」的情感是「錯誤」的，是不可以流露出來的。你記不記得，我小學的時候就很喜歡看各種統計指標，每次看到在什麼指標上德國被列入世界前十名，就很高興，甚至還包括什麼「欠債最多」前十名，我也覺得光榮，反正不懂。
所以從小，一方面在心裡關心自己的國家，為德國驕傲，另一方面又要表現得很冷漠，很不屑；像拔河一樣，有一種緊張，要小心翼翼才能不說錯話。覺得德國是個不錯的國家這種感覺是沒有人敢顯露、大家都要藏起來的。在別的國家你常看到國旗，德國很少；我們也沒唱過國歌。我記得，MM，當你發現我們小學的開學典禮在教堂裡舉行，你大吃一驚，說，不是政教分離嗎，怎麼開學典禮在教堂舉行？
我想過這問題，MM。那是因為，德國人逃避「國家」這個東西，以致於宗教都顯得比較「安全」。逃避「政」，所以「教」就凸顯了。
在這種與「國家」保持距離的文化和教育中長大，我看見它的優點：我們這一代人身上，真的很少很少愛國宣傳的影響---政客要操弄我們太不容易了；當你對「國家」抱著一種不信任的態度的時候，你比較能夠冷靜地去分析它的問題所在。
可是最近幾年，年輕人，我這一代人，對這種老是小心翼翼、老是低著頭怕做錯事說錯話、老是要保持「政治正確」的行為和思維模式，開始覺得受不了了，煩了。很多年輕人開始說：為什麼我不能跟別人一樣？我要做我自己想做的，說我自己想說的，讓我自由吧，我受夠了---這包括，我還要努力假裝「以身為德國人為恥」多久？
我不是社會學家，但是我覺得，世界盃足球賽對德國的集體意識有巨大影響。譬如說，在一九五四年的世界盃比賽裡，德國出乎意料地贏了當時一直稱霸的瑞士隊。你想想一九五四年的德國人自信心多麼低落，自我感覺多麼壞啊，二戰的失敗和羞辱才結束沒多久。這場比賽使德國人重新發覺，咦，我沒那麼爛，我竟然還可以啊。
這一兩年來，我有個感覺，好像德國文化像浪頭一樣起來---我說的當然是流行音樂、時尚、電影等等通俗文化。好萊塢文化本來籠罩一切，但是最近，突然有好多德國電影，譬如「再見列寧」，還有「曼尼圖的鞋子」，大大走紅。一群很年輕很傑出的德國演員，突然出現。還有流行音樂，本來只聽美國音樂的我們，也開始注意德國的創作了…….
我得走了，因為練球的時間到了。不是我自己踢，每個星期六是我當教練。你不要笑，MM，這群孩子足球員，我從他們四歲開始教，現在他們六歲了，可愛死了，而且訓練他們踢球能讓我自己放鬆，忘記功課的壓力。跟他們一起使我很快樂，更何況，我覺得我對他們有責任呢。
給你「偷窺」一下我和一個美國朋友昨晚的的網上交談，你可能覺得有一點意思。路易斯跟我同年，在波士頓讀大一。
安德烈 2004/10/04
MSN 對話，波士頓晚上六點半，法蘭克福凌晨一時半
路：昨晚，一個朋友還在說我們這一代好像很失落，怎麼定義自己都不知道。二三十年代是「失落的一代」，四十年代是戰爭的一代，五十年代是 beatniks， 六十年代是嘻皮，七十年代是 funkies, 八十年代是punk (還有嘻哈)，九十年代是rap, 而我們是什麼？
安：可是自己本來就不可能給自己下定義啊。我們這一代缺乏叛逆，缺乏冒險，倒是真的。我們大多在舒適、有教養的家庭裡長大，沒有什麼真正的痛苦或艱難，也就沒什麼真實的挑戰。。。生活太安逸了，使我們找不到需要叛逆、可以冒險的東西....
路：我們怎麼看自己---還是媒體在塑造我們怎麼看自己？缺叛逆、缺冒險，會不會也是因為主流媒體只會報導不叛逆、不冒險的主流價值？美國媒體都是大財團控制的。
安：但是我們究竟能對什麼叛逆或反抗呢？你們美國人可能有對象---你們有個布希總統，歐洲這邊沒有。
路：可是我們得找到自己的身份認同啊。不過沒有衝突，就找不到認同。
安：需要身份認同嗎？
路：當然。
安：為什麼？
路：因為....心理學家是這麼說的。
安：我要知道「你」怎麼說。
路：我覺得很重要。
安：為什麼？
路：譬如說，我認識一個黑白混血兒，她卡在兩個種族和文化之間，就很茫然。很多年輕人，為了要有歸屬感，就加入犯罪團體；即使是個犯罪團體，他也要有歸屬。
安：很糟的是，這個社會常常強迫你選邊。
路：對。安德烈，我問你，做德國人是不是比較累？
安：不久前我去看一場國際足球賽。德國隊踢進一球，群眾跳起來，又唱又喊，我聽見他們混聲唱的是，「德國人，站起來！德國人，站起來！」我嚇一大跳。其實他們唱的完全是一般比賽時加油的歌，譬如柏林跟法蘭克福對決的時候，你可能唱「柏林人，站起來！」因為是國際比賽，所以「柏林人，站起來」自然就變成「德國人，站起來」，可是我當下卻覺得，哇，很不習慣，渾身不自在。好奇怪。
路：你馬上想到納粹？
安：正是。
路：你們在學校裡教很多納粹那段歷史？
安：從小學就教，教了又教，教了又教。我問你，球賽散後，假如馬路上晃過來五十個興奮的美國人，大喊大唱「美國第一」，「美國萬歲」的時候，你會想什麼？
路：我會想，哼，典型美國人。不過，英國球迷也會這樣。
安：對。如果這樣大喊大唱晃過來的---是五十個德國人呢？
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安：如果是五十個德國人在街上大唱「德國第一」，「德國萬歲」，會把人給嚇死，第二天可以上「紐約時報」了，對吧？
路：明白。
安：你怎麼界定自己是「美國人」？
路：這太難答了。我不喜歡美國人。
安：那麼你認同什麼？
路：我認同我的同代人，和國籍無關。
安：那麼有哪些特質使你的這一代人是「美國人」呢？世界第一強國的年輕人，怎麼理解他自己，還有他跟這個世界之間的關係？
路：我其實跟美國文化很疏離。朋友裡頭關心政治的很少很少。他們說他們反對布希，事實上那樣說也只是為了表現自己「酷」。反布希是流行的。年輕人每個都反，除非你是個基督徒或是好戰主義者。
安：你是說，年輕人不知道要跟什麼價值去認同？
路：美國是強國，強國的意思就是我們可以對政治、經濟、國際情勢一概不知道，反正承受得起，天塌下來有人撐著。我覺得美國青年的悲哀就是這個，我們對世界完全淡漠，只關心自己的小圈。
安：嗯，這恐怕是所有富國的共同特徵吧。
【第4封信】年輕卻不清狂
信遲了，因為我和朋友們去旅行了三個禮拜。不要抱怨啦，兒子十八歲了還願意跟你寫信你也應該夠滿足了，尤其你知道我從小就懶。好，跟你報告一下我的生活內容吧，也免得你老囉唆說我們愈來愈疏離。
可我馬上陷入兩難：我們去了地中海的馬爾他島和巴塞隆納，但我真的能告訴我媽我們幹了什麼嗎？你---身為母親---能不能理解、受不受得了歐洲十八歲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能，我就老老實實地告訴你：沒錯，青春歲月，我們的生活信條就是俗語所說的，「性、藥，搖滾樂」。只有偽君子假道學才會否定這個哲學。德語有個說法：
「如果你年輕卻不激進，那麼你就是個沒心的人；如果你老了卻不保守，那麼你就是個沒腦的人。」
我接到一封讀者來信。一個十八歲的香港女生問我時間是怎麼花的，我讀什麼書、想什麼議題、朋友相聚時討論什麼話題等等。我嚇一跳，嘿，她真以為我是個虛矯的知識份子？我當然偶爾會去思考一些嚴肅的大問題--- 一個月裡有五分鐘吧，當我無聊得要死的時候。。。
好啦，我在誇張啦，但是我要誇張你才會明白十八歲是怎麼回事。剛剛我才從咖啡館回來；我們在咖啡館裡談得最熱烈的大半是身邊的小世界、朋友之間發生的芝麻蒜皮。我們當然也辯論政治和社會議題---譬如我今晚就會去看「華氏9/11」，朋友們一定也會各有看法，但是我們的看法都是很膚淺的，而且，每個人說完自己的想法也就夠了，不會太認真。
週一到週五每個人都忙：足球、籃球、舞蹈，每個人瘋的不一樣。德國學制每天下午三點就放學了，下午的時間各管各的。我是個足球狂：一週三個下午踢球，加上一次自己作教練，教六歲的小鬼踢球。每個週末又都有巡迴球賽，所以我的生活裡足球佔了最高比例。功課不需要花太多時間。
其他，就是跟朋友磨混，尤其是週末，我們不是在朋友家裡就是在咖啡館或小酒館裡喝酒聊天，爛醉的時候就用瓶子把酒館砸個稀爛或者把隨便什麼看不順眼的人揍個鼻青臉腫。。。
怎麼樣，又嚇到你了吧？（我知道你會真信呢，MM，你真的是「小紅帽」，沒辦法！）好，說正經點，有些事，是十四歲到十六歲的小傢伙想嚐試的，譬如喝酒（所以，小心看著你的老二飛力普），而我們已經到一個程度，覺得酗酒而醉是難堪之至的事了。我有時候會喝醉，譬如在馬爾他，相處九年的好朋友們要各奔西東了，我們就都喝醉了，但是。。。你要我提非洲納米比亞的某一晚嗎？我認識一個華文作家，在納米比亞的酒店裡喝醉了，醉得當場敲杯子唱歌，還要把餐廳的杯盤碗碟刀叉全部用桌巾捲起來帶走。。。那個人你記得嗎？你大醉的那年我才十歲，可是至今難忘呢。
我不是在為飲酒辯護，我是說，歐洲的飲酒文化，可能和亞洲不太一樣。你知道飲酒時的碰杯怎麼來的嗎？中世紀時，如果你要害死一個你恨的人，你就在他喝的啤酒裡下毒。很多人是這樣被毒死的。所以就開始流行碰杯，厚厚的啤酒杯用力一碰，啤酒花濺到別人杯裡，要死就跟對方一起死。同時，一起喝啤酒，碰杯，醉倒，表示你信任坐在你身邊的人，漸漸地就變成社會習俗了。講了這麼長的「前言」，其實是想告訴你，MM，對於年輕人飲酒，我覺得作父母的不需要過度緊張。
到馬爾他島是我們的畢業旅行，十個男生，十個女生，一個老師。這個島其實滿無聊的，對我們重要的只是朋友的相處，而且，因為朝夕相處而得到不同角度的認識。白天，老師陪著我們看古蹟，晚上，他就「下班」了。十八歲的人，自己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有幾個下午，我們懶懶地圍在游泳池畔，聽音樂，喝啤酒，聊天。晚上就到酒館裡晃。老街很窄，擠滿了歐洲各國的人。
巴塞隆納比較有意思。我們是五個人，租了一個公寓，一整個星期只要五百歐元，放下行囊就出去逛了。那麼多的廣場，圍繞著廣場都是美麗得驚人的建築，不論古典或是現代的，都那麼美，雕塑也是。每天我們都在用腳走路，細細發掘這個城市。.我覺得巴塞隆納是我所走過的最美的城市之一，而我走過的城市還真不少了。
有一天晚上我們和一個在美國認識的朋友碰面，她是委內瑞拉人，在巴塞隆納讀書。她就帶著我們走遍了老街老巷。這就是歐洲的美好之處：往任何一個方向飛兩個小時，你就進入一個截然不同的文化。在美國就不行了，飛到哪都千城一面。
你呢，MM？在匱乏的年代裡成長，你到底有沒有「青少年期」？你的父母怎麼對你？你的時代怎麼看你？十八歲的你，是一個人緣很好的女生？還是一個永遠第一名的最讓人討厭的模範生？一個沒人理睬的邊緣人，還是最自以為是的風紀股長？
安德烈2004-10-25
收件人：Andreas
寄件人：Lung Yingtai
主旨： urgent
安德烈，請你告訴我，你信中所說「性、藥、搖滾樂」是現實描述還是抽象隱喻？儘速回信。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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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人： Lung Yingtai
寄件人： Andreas
主旨： Don’t panick
MM,能不能拜託拜託你，不要只跟我談知識份子的大問題？生活裡還有最凡俗的快樂：「性、藥、搖滾樂」當然是一個隱喻。 我想表達的是，生命有很多種樂趣，所謂「藥」，可以是酒精，可以是足球或者任何讓你全心投入、盡情燃燒的東西。我想從弗洛伊德開始我們就已經知道人類是由直覺所左右的。「搖滾樂」不僅只是音樂，它是一種生活方式和品味的總體概念：一種自我解放，不在乎別人的眼光，自由自在的生活，對不可知的敢於探索，對人與人關係的聯繫加深。。。
安
【第16封信】藏在心中的小鎮
MM，
我畢業了。
此刻，我正坐在陽台上。傍晚的陽光穿過樹林，把長長的樹影灑地面上。剛下過一陣雨，到處還是濕的。我點起一根煙，給自己倒了一杯紅酒，看天空很藍。煙，一圈圈緩緩繚繞，消失，我開始想那過去的日子。
是不是所有畢業的人都會感到一種慢溫溫的留戀和不捨？我要離開了，離開這個我生活了一輩子的小鎮---我的「家」。我開始想，我的「家」，又是什麼呢？最重要的不是父母（MM別生氣啊），是我的朋友。怎麼能忘記那些星期天的下午，總是蹉跎逗留到最後一刻，假裝不記得還有功課要做。在黑暗的大雪夜裡，我們擠進小鎮的咖啡館喝熱呼呼的茶。在夏日明亮的午後，我們溜到小鎮公園的草坪去踢足球，躺在池塘邊聊天到天黑，有時候水鴨會嘩一聲飛過我們的頭。
一個只有兩萬人口的小鎮克倫堡，聽起來好像會讓你無聊死，尤其對我們年輕人，可是，我覺得它是「家」，我感覺一種特別的眷戀。人們可能會以為，這麼小的小鎮，文化一定很單調，裡頭的居民大概都是最典型、最沒個性、最保守的土德國人。其實正好相反，克倫堡國際得很。就拿我那三個最好的朋友來說吧，你或許還記得他們？
穆尼爾，是德國和突尼西亞的混血，生在沙烏地阿拉伯，然後在杜拜、突尼西亞長大。佛瑞弟，跟我「穿一條褲子」的哥兒們，是德國和巴西的混血，除了德語之外會講葡萄牙語、西班牙語、法語和英語。大衛---看這名字你就知道他是猶太人。大衛的母親是德國人，父親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也會說意第緒語。然後是我自己，是德國和台灣的混血。我們四個死黨走上街時，簡直就是個「混血黨」。但是你要知道，我們在克倫堡一點也不特別，我們這樣的背景幾乎是克倫堡小鎮的「典型」。
死黨外一圈的好朋友裡面，我用手指可以數出來：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土耳其人、西班牙人、法國人、英國人、美國人、韓國人。。。當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確實有時候會引發爭執，但是大部分的時候，「混血兒」和「混血兒」還處得特別好，特別有默契。
譬如說，我們隨便到一個空的足球場，準備踢球。不管認不認識，人數一夠，就開始組隊比賽。幾乎每一次，會自然而然分成兩隊：德國隊和國際隊。凡是有國際背景的就自動歸到國際隊去了。這和種族主義沒任何關係，大家只是覺得這樣比較好玩。我自己從來沒有因為我的中國血統（還是應該說「台灣血統」？很麻煩哩，MM）而受到過任何歧視。而且，我們常常開種族差異的玩笑。
昨天我和佛瑞弟，還有佛瑞弟的金髮女朋友一起看足球賽。剛好是巴西對阿根廷---兩個不共戴天的世仇。佛瑞弟當然很激動地在為他的巴西隊加油，我就故意給阿根廷加油。足球賽一定會引發政治和文化的衝突的，很快我們就變成真正在爭吵，巴西人跟阿根廷人誰比誰傲慢、愚笨、醜陋等等。吵到一半，佛瑞弟的女朋友好奇地問，「如果你們兩個人都是純粹德國人的話，會怎麼吵法？」
我們楞了一下，然後兩個人幾乎同時說，「那我們會悶死，跳樓算了。」
多國文化，就像湯裡的香料，使生活多了滋味。
我馬上要去香港了，那是一個多麼不一樣的世界。我發愁的是，我怎麼跟我的克倫堡朋友們說再見？你怎麼跟十年來都是你生活核心的好友說再見，而心裡又知道，人生岔路多，這種再見很可能是永遠的？甚至那些你沒有深交，但是很喜歡的人，你還沒有機會去告訴他們你對他們的好感，以後，他們將從你的人生完全地消失。
我感覺一種遺憾，和憂愁。你或許會說，安德烈，人生就是這樣，一條線往前走，沒什麼好遺憾的。我知道，但是，我還是覺得遺憾，不捨。
所以我坐在這陽台上，細細回想我們共有的美好時光，把回憶擁在心裡，是得往前走，但是知道我從哪裡來。
安德烈2005-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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